宏大叙事与反宏大叙事
文 | 新华门的卡夫卡
其实最开始，这一篇是想介绍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从这里出发去探讨当代发达工业社会的弊病，特别是在我国所产生的表象和背后的症结。然而，由于被笔者其他的工作和探讨话题所引发，笔者产生了关于宏大叙事、解构主义和批判性思维的新的想法，在此向各位读者表达一二。
宏大叙事和被其解构的影响
所谓宏大叙事，是一个舶来词，是指对社会、文化、历史的总体性、根本性解释，以及由此而推导的为构建理想社会所应进行的行为，譬如这几十年西方所发明的“普世价值”，就是宏大叙事中的建构性产物，具有高度的意识形态性。
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西方学界兴起了一场后现代主义浪潮，至今该浪潮仍作用于哲学、政治学、史学、人类学等多个领域。后现代主义在其批判单向度的人，解构理性、大写的人的过程中，以其特有的平面化阐释模式，将人们关注的焦点引向日常生活的审美化。这就引出了后现代主义的最大特征，即强调消解宏大叙事。然而对于消解宏大叙事的质疑，似乎与要求隐退宏大叙事的声音同样强烈。
这里笔者先介绍一下《单向度的人》。马尔库塞是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之一，《单向度的人》是马尔库塞不朽的经典之作，是对现当代西方社会的深刻反思作品。所谓单向度，就是单一方向、维度，即在现当代社会，由于资本主义的作用，个体的人陷入了空虚的充实和自我满足之中，丧失了批判性思维和否定的能力。实际上单向度的人是马尔库塞对西方社会至二战以来愈发“极权化”状态的一个深度的思考，表达的是对西方社会统治阶级所使用的的非直接暴力权力的极权统治的批判。
熟悉冷战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读者，想必都清楚的知道，除了铁幕内的华约组织国家和南斯拉夫，同时期在欧洲还活跃着法国、意大利、希腊等国家的共产党，在亚洲还有日共。然而，随着美苏两极斗争的日益激烈，苏联日益展露其沙文主义的属性，而西方社会体制又日趋排挤共产主义政党，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一代西欧左翼知识分子在“向西看是投降而向东看同样不是答案”的情况下，只能选择通过对现代性的反思和批判，抵挡现代化极权社会的日益侵袭。
在六七十年代这批左翼知识分子中，他们大多数对苏联并不抱有好感，特别是当欧洲常年笼罩在美苏两国称霸世界的阴云之下，一个欧洲知识分子往往是既反美又反苏的，然而对苏联的批判可以在报章杂志上说出来，而对美国的批判，则由于美国的存在是西方社会的安全前提，很难直接进行表述。特别是美国的存在和美军既是西欧社会安全的保障，却又是西欧社会的干扰和自由的障碍，这一点的纠葛，让欧洲左翼知识分子异常难受。同时，由于现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空前发展，技术逐渐丧失了中性地位，助推了极权的产生。
所谓的极权，实际上是这样一个关于社会权力范围和尺度的概念，即个人是否享有一定的自由。所谓的极权社会，西方哲学界定义为社会中全部的权力都为国家机器所掌握，个人不享有任何实质性的权利，个人权利随时会为国家机器所剥夺。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社会权力的空前集中与强大，个人的权利是极为微弱的，而这种微弱，实际上不仅仅来源于国家机器的压制，也同样来源于发达工业社会的对人群本身的技术性治理。发达工业社会本身是具有意识形态的，这个意识形态就是极权主义，因为只有这样才符合发达工业社会的存在基础。
在冷战时期，由于两极对抗的背景，大部分社会设施、策略和方向都需要服务于美苏对抗的国家战略，而先进的技术带来了空前强大的社会管治能力，这是令时人感到压抑的本质。理性启蒙以来的欧洲，已经习惯了对客体的批判性认知，但美苏对抗的大背景，让欧洲和欧洲人丧失了选择权，因为欧洲人只有一个选择，维护美国，对抗苏联。并在这个背景上形成了一整套关于“自由世界”对抗“邪恶的极权世界”的完整叙事，然而实际上至少就西欧而言，同样是一个没有选择的“极权世界”。
在这样的情形下，对整体叙事的抗拒，就是对资本异化人性的反抗。这是左翼运动产生解构主义的社会基础。解构主义通过消解宏大叙事中不合理的部分，达成整体性的进步和批判性的社会结构再造。于时人而言，解构的是整体性中不合理的部分，消解的是帝国主义和极权统治的控制，是追求个人应有的自由权利的主观体现。
这一切不应该离开的，是批判整体性的宏大叙事之前的整体性认识。如果没有对社会的整体性认识，则解构主义就会被滥用，而解构主义走向尽头，就演变为另一重维度上的极权社会，沦为完全自由主义冒险家的天堂，追求享乐主义和主观感受，缺乏远大理想，社会逐步走向衰落和瓦解。
从政治秩序的起源争论可以看到，秩序本身是内在于社会的，是社会的内生产物，如果强行切分，只能导致效率低下、歪七扭八，乃至无限可分。归根结底，解构主义的旗帜德里达也只能规避“解构主义”的“被解构”。笔者将以台湾岛为例说明解构主义的界限性。
解构叙事并不真正影响宏观走向
“大国崛起和小民尊严”是台湾女作家龙应台的著名论衡。龙应台曾多次而反复的提及这一概念，表明其抗拒伟大祖国复兴统一的终极图景这一根本性意识形态，所谓“我不在乎大国崛起我只在意小民尊严”，用个体来消解总体。
当然，受各路公知教育多年的大家，并不需要通晓哲学才可以批判龙大妈，只需要清楚多年来国穷民弱和国富民强不同时期的不同表现，自然对龙大妈的诡辩论衡嗤之以鼻。而且实际上，我们对台湾地区的居民，究竟如何认知也越发不在意了，毕竟“毁灭你，与你何干”，对台湾岛来说，祖国大陆固然不是三体，但也绝非他们所幻想的可以谈判、一哭二闹三上吊、甚至痴人说梦想予取予求的冤大头。台湾地区未来的道路，并不是台湾岛本身能产生实质性影响的。
笔者提及台湾岛，是想说明这样一个观点：解构主义行为和解构宏大叙事，只能对解构者本身产生影响。解构者本身对更大的宏观秩序能否产生影响，要看解构者本身的影响因子。迎面走来的路人可以抗拒观察者挑剔的目光，阻止自己的被物化，维持自己的主体性，可是美团外卖的骑士小哥们，可以阻止平台对自己的审视（计量核算），可以阻止平台对自己的物化吗？
而台湾政治无能的另一面，则表现为自我的符号化政治。自五月中期台湾岛内新冠疫情爆发以来，笔者每天都在观察其岛内主流媒体在非死不可的账户下的评论，包括“三民自”、联合报、联合新闻网、中时以及阴间论坛PTT，本号先前已经多次谈及了这轮疫情下台湾政治的失败，然而无论是非死不可还是阴间论坛，因疫情而彻底失望并由此希冀“红统”的言论，绝对是极少数，并且下方一定会产生回复“台湾再不行也还有民主自由、对岸没有的”“太平洋没加盖，想当对岸人就自己游过去啊”等脑瘫言论。
在这里，政治系统的合理性与有效性已经完全变成了配角，而主角则是意识形态符号。从赵鼎新的合法性三维度理论来看，台湾政治实际上毫无绩效合法性，程序合法性瑕疵极大，真正继续糊在2300万人头上的，是单向度的岛内意识形态。岛内现今已经是真正的极权社会，台独的意识形态加盖了社会全部场域和人的生活空间，并且在自由与民主的旗号之下作恶，甚至自由民主沦为了侵犯人权和压制自由的手段。
这样的情形，正是因为如本文第一部分所论说的，当代的发达工业社会，其本质意识形态就是极权主义，这样的极权主义并非是如沙皇的秘密警察和纳粹的盖世太保那样借助于政治恐怖活动开展的，而是在“自由民主人权”的旗号下，借助于当代的技术手段，通过经济活动实现的。美国政府对TikTok的反应，以及川普下台前后各大媒体和平台所展现的，正是美国的极权主义。
另一个例子，笔者想说说G7集团的征税问题。实际上对资产的征税和加税，将是一个全世界的共识行为，这是不以人或某个群体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必然。自1980年以降，新经济自由化运动使得资本主义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加持下飞速发展，然而技术进步在新一轮科技革命爆发前，其潜力是有限的，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已经走向了尾声，这是不可逆转的。
当科技进步的边际成本已经高到不可承受的时候，可以说这一轮科技革命实际上已经基本结束。当下的人类社会，正在面临自古以来空前的贫富分化的情况，这样的局面就要求人类社会的调节机制缩小差距，贫富分化是现今人类大部分社会问题的根源。
因此，从这个意义来说，对大资产者的征税和加税，不但是“转型正义”，更是时代的要求，是不以某人或某个小团体的意志为转移的。这样的社会运动趋势，不是某些小集团养两个吹鼓手唱唱“政府失灵”的反调就能阻碍得了的。笔者之所以用“转型正义”这个词，是因为实际上自1980年以来，社会分配和税负不公平。劳动者的个人所得是缴税的，而房产、股票、债券的增值是不缴税的，这显失公平，而且是历史积累的不平等。这样的社会运动，更不是诸如X属XX群岛这种“避税天堂”所能对抗的。
叙事需要反射真实
提到宏大叙事很多人可能会想起我国的主旋律文艺作品。在过往的相当一段时间里，主旋律作品并没有非常好的承担塑造宏大叙事这一功能。笔者一直认为，我们多年来对叙事的存在认知性谬误。以权力本位主义出发，下意识地觉得叙事的构造是外生的，甚至是凭空建构出来的。这其中与宣传领域诸多职能部分的意识形态和粗暴作风存在深深的关联。而这些年，许多感人至深、被大众奉为经典的作品，并不是建构出来的，反倒是深入田间地头、乡间城里的反射。
所谓的叙事，在笔者看来并非指的是报章杂志的文字，亦或是广播电影电视乃至短视频的图片视讯，而是经由投射后深植于对象脑海、意识中的思维和思维框架。笔者在第二部分已经论述过了，所谓的解构主义实际上几乎很难实质性动摇真正的宏观走向，解构主义也很难扭曲真正有力的叙事。毕竟，解构的界限是语言。如果超越了语言的维度，则哲学和解构都不再存在。而叙事则不然，叙事不以语言为维度，叙事是宏观世界的抽象框架，是认识宏观世界的方法论。
举个例子，辩论说服一个初出校门的学生，是相对容易的，而试图通过辩论打垮说服一个工作多年的人，则要困难得多。这正是因为，学生对社会的认识来源于书本，这种认识的界限是语言；而真正接触过实际过程的人，其认识的界限超越了语言，这种认识不是通过玩弄诡辩就可以击倒的。
在2015年以前，最主要的叙事产生场域——互联网上面，乌烟瘴气、群魔乱舞，这里面有这样那样的因素，而其中最重要的因素笔者认为是媒介所写的稿子、所编织的叙事，和实际情况是对不上的。先进性是事实验证的，一心为公是干出来，舍此之外任你天花乱坠，从长期来看依然是无用功。
2012年以来，国家发生了许多根本性的变化，同时结合时代变化，近年来，我们在自发叙事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不接地气、脱离现实、粗暴生硬的灌输，减少了很多；另一方面，在技术治理层面上，也采取了开门迎客而非闭门造车的态度，社会运行透明度的提高是可信度的来源。这才是笔者认为2015年后气氛为之一变的原因。
不过，光在宣传层面重构宏大叙事是远不够的。随着社会分工的愈加细化，个人的原子化情况愈加严重，社会板块也变得愈加破碎。当个体的人越来越多的依托于抽象的“社会功能”，用App解决大部分问题，从事越来越个性化而不是集体性工作，扮演自身特异性的社会角色，这样的情况下，个人很难直接与社会的宏观层次产生联系，也就很容易怀疑社会性，更不用说宏大叙事了。这是未来最需要注意的问题，即当真实本身变得不再均匀，“后真相时代”，上一时代的叙事，应该怎么承接到新一代的身上。
就如同去年以来沉思录多次讨论过的那样，我国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目前已经走到了一个新时代的前夜里。我们既怀念旧时代的黄金岁月，旧时代的午后和黄昏，也厌恶旧时代夜里的夜里寒霜。但午夜梦回黄金田园，并不代表醒来后的新一天如昨日午后。扬弃才是主基调。新的时代在逐步展开，新的宏大叙事，会随着天光渐亮一点点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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